三十年打不開的門

這波反對引進印度移工，有一派把矛頭指向居高不下的失聯移工人數。據移民署統計，移工失聯發生率從 2022 年的 5.96% 一路下降，2023 年降至 4.2%，2024 年 3.16%，2025 年 3%。數字看起來在改善，但這裡藏著一個陷阱。

黃齡玉認為失聯問題逐漸改善中。她解釋，前幾年失聯率高，主因是疫情期間各國邊境管制，「人送不回去」，加上移民署收容到一定天數就必須放人，人數因此累積。去年 10 月起，移民署實施自行到案罰鍰減半的措施後，失聯人數已有緩和。

將失聯結構進一步拆開，會發現一個「偏食」的數字。

移工為什麼要逃跑？監察院 2023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，移工來台前就要支付母國仲介一筆高額費用，從 8 萬到 15 萬元不等，部分越南移工甚至高達 25 萬元，導致他們來台後至少一到兩年都在還債。過去規定移工每 3 年契約期滿要強制出境，再來台就得重走流程、重新被收一次仲介費，等於每 3 年被剝皮一次。

為解決這個問題，2016 年立法院修正《就業服務法》第 52 條，取消移工定期出國規定。但修法不久缺工日趨嚴重，國內仲介隨即發展出「買工費」，移工或新雇主轉換工作時仍須支付 2 萬到 9 萬元不等。勞動部多次強調超收違法，卻始終無法根絕，2024 年查獲超收 12 件、裁罰近 300 萬元，2025 年同樣 12 件、裁罰約 1525 萬元。黃齡玉也點出查緝的被動本質：「得要有人告訴我們」，否則政府部門很難防堵。

監察院訪談 33 名失聯移工後指出，移工失聯是在遭遇不合理薪資、工作環境、勞動條件等結構性問題下，做出的「選擇結果」。多名移工提到，失聯後進入黑市打工一天可領 1500 到 3000 元，「非法工作賺得比合法多」。辛炳隆認為，逃跑最根本的兩個原因，一是來台前就背了仲介費債務，二是無法自由轉換雇主，「他跟現有雇主處不好，又不敢回去，因為有負債，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。」

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秀蓮，堅持用「逃跑移工」來稱呼這群人，而不是官方偏好的「失聯移工」。她說，「逃跑」這個字本身就說明了問題。

就是有人追你，
你才需要跑嘛！

陳秀蓮　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

一個合法的制度爛到大家想要逃走，而官方定義的「非法」工作，勞動條件都比合法的還要好。陳秀蓮觀察，疫後逃跑人數暴增有一個被忽略的原因：「報復性引進」。疫情期間國境管制、仲介近一年半沒有海外仲介費可收，國境一開放就急著把配額用滿，「雇主原本需要 10 個人，可能其實只需要 6 個，但我引進 10 個進來，讓 3、4 個轉走，我的仲介費都已經拿到手了。」移工來了才發現沒工作、沒加班，債已經欠下，轉換又找不到位置，最後只能逃跑。

而逃跑之後，移工反而變成「自由的工人」。最赤裸的證據，是同一個人、同一雙手，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日薪價差。

陳秀蓮解釋兩種業別的逃跑誘因。製造業移工的邏輯很直接：仲介費還不完、工廠加班不如預期、轉換又被收買工費。國內仲介掌握 99% 以上的就業通路，移工就算檢舉了違法收費，下一個仲介還是會要你付；60 天內找不到工作就得回國，回國又要重繳 15 萬元上下的海外仲介費。算一算，認賠付買工費，還比回國划算。

越南移工逃跑人數最多，不只因為仲介費在四國中最高，也因為台灣有龐大的越南外配社群。陳秀蓮說，這些嫁到農村的越南配偶，成為逃跑移工落腳第一站，有地方住、有同鄉網絡、有人介紹工作，「他們自己已經形成一個生態了。」

失聯移工增加，問題可能不在查緝不力。勞動部去年將補助移民署的查緝保全人力從 138 人增至 255 人，近乎翻倍，又編列 4000 萬元查緝獎金、5569 萬元科技偵察設備費用。資源大幅增加，失聯減幅卻有限。

你去看立法院的專案報告，
十幾年來都是差不多的內容，
只是把數字更新一下……
只要市場有需求，
逃跑移工問題就很難解決。

不願具名的官員

那 9.4 萬名失聯移工在台灣做什麼？薛鑑忠近期參與農業部研究，發現農業已是所有行業中失聯比率最高的。在產地現場，失聯移工早已自成一套派遣體系：「農民不用在旁邊顧，雇主線上匯款，移工自己來採收完就走。」這已不是傳統僱傭，而接近承攬，「對於季節性缺工、工作量不穩定的農場來說，用黑工是最經濟的。」

失聯率最高的農業，配額卻還在加碼，黃齡玉透露，農業部近期提案再增加 2 萬名農業移工，漁業也有需求。營造業也是重災區：陳秀蓮說，制度緊縮後合法移工一路下降，但工地並沒有真的轉去聘用台灣人，而是大量使用逃跑移工。層層轉包之下，大公司不會去追究下包用誰，這也造就了許多建案掛上布條，宣示「本建案不使用非法移工」。

這為什麼需要宣示？
就代表原本很多工地裡面，
就有。

陳秀蓮　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

如果政府大舉查緝，那些支撐高山農業、南部農漁業、長照黑市的底層勞動力，會一夕之間消失。辛炳隆把這種長年容忍稱為「與違法共存的政策藝術」。他指出，維持非法狀態反而給了政府最大的行政裁量空間：景氣好、缺工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本國人就業出問題時再加強查緝；一旦正式合法化，就只能一路開放下去。

陳秀蓮形容政府的做法是「蘿蔔跟棒子」：一方面加強查緝逃跑移工，一方面把過去沒開放的行業逐步打開，從營造、農業到旅宿，讓合法移工去填補逃跑移工的位置，再把被擠出來的逃跑移工逼到無處可去。但「合法移工」勞動條件被壓低、又有高額仲介費或買工費、還不能自由轉換業別，形同「合法的壓迫」，逃跑自然不可能杜絕。不過她也強調，不論開放更多來源國還是更多行業，勞團其實都不反對，「我們反對的是政府開放的時候，不回應大家一直批評的制度問題。」

台灣移工制度的每一個破洞，政府都知道怎麼補。問題是每一塊都有成本，只是誰要承擔？

讓家事移工適用《勞基法》？目前近 20 萬名外籍家庭看護工，一旦適用，工時、休假、加班費的成本將直接轉嫁到數十萬個長照家庭。而長照服務越重症使用越少，正因為重症家庭最依賴 24 小時外籍看護，成本墊高後，受衝擊最大的反而是最脆弱的家庭。

政府曾兩度嘗試打破 24 小時、一對一的使用習慣。2013 年試辦鐘點看護，因綁定資格、案源不足，6 年後收場；時隔 12 年，2025 年勞動部重啟「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」，放寬到有身障證明、3 個月內就醫或手術紀錄等短急需求即可使用。截至今年 5 月底，累計使用時數已達 8 萬 428 小時、服務 8046 人次。當初不被看好的方案，這次卻長出了市場。關鍵差異，黃齡玉認為在於社會觀念鬆動。

我國移工開放長期秉持「補充性人力」原則：只有缺工且不影響國人就業的行業才會開放。但薛鑑忠認為，失聯移工人數增加，恰好證明缺工已經不是「補充」能解決的問題。他以新加坡為例：當地約 360 萬公民、160 萬移工，移工佔勞動力約四成；聘僱資格很寬，家庭幫傭幾乎沒有申請門檻，「需求被充分滿足後，大家該請的都請了，移工就算跑掉也找不到工作。」

台灣 88 萬名移工佔勞動力約 7.3%，遠低於新加坡，卻比日韓約 4% 高。薛鑑忠認為，若台灣能學新加坡提高到 10% 甚至 12%，失聯問題就會大幅改善。行政院今年 4 月放寬外籍家庭幫傭申請資格，從過去「3 名 6 歲以下子女」大幅降至「1 名未滿 12 歲兒童」即可申請，在他看來就帶有這樣的意思。

「補充性人力」原則究竟有沒有被打破，學者與官方解讀不同。陳秀蓮說，從政府陸續放寬門檻來看，台灣移工政策早就不是補充性，而是主要人力。辛炳隆則不認為框架已鬆動，他認為真正在改變的是「需要補充」的門檻：少子化加上就業選擇改變，過去不需要外籍人力的職務現在開始需要，「不是放掉補充性原則，而是需要補充人力的地方越來越多。」

官方的說法更直接。黃齡玉坦言，移工政策「已經不是缺多少人、我幫你補多少人」，而是要結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。她舉去年底全國職缺達 26.3 萬個、初估約 68% 屬技術類為例，發展署的方向是逐步從外籍基層勞動力，轉軌到中階技術人力與留用：2022 年推出留才久用方案後，每年約有 1 萬多名資深移工轉任中階技術人力；2025 年再推跨國勞動力精進方案，首度對旅宿業開放技術人力，並把製造業外國中階技術人力的留用比例從 25% 放寬到 100%。